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洗钱犯罪的形态日益复杂，对金融安全和司法公正构成严峻挑战。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首次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这一修订打破了传统“事后不可罚”原则，要求对上游犯罪实施者（本犯）自身的洗钱行为进行独立评价，体现了我国对洗钱犯罪“全链条打击”的立法意图。
“自洗钱”入刑后，司法实践中面临主体认定、行为界定、证据审查等多重挑战，对刑事辩护实务提出了精准把握双重犯罪构成的专业要求。本文从“自洗钱”的核心特征出发，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系统梳理辩护策略，以期为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犯罪、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参考。
一、 “自洗钱”及其核心特征
（一）什么是“自洗钱”犯罪？
“自洗钱”，顾名思义，即“自己为自己洗钱”。
在2020年以前，《刑法》关于洗钱罪的犯罪行为规定均为“提供、协助”等情形[1]，也即实施洗钱者不是被清洗的资金持有者，洗钱罪行为人是居于帮助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其犯罪所得的地位。这种情形被称为“他洗钱”。在这种规定下，通过犯罪获取违法所得资金的持有人自己洗钱，反而不在洗钱罪的打击范围内。
为了遏制犯罪行为人自己洗钱，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条款中的“协助”二字，也即通过犯罪获取违法所得资金的持有人自己洗钱，也列入了洗钱罪的打击范围。这便是“自洗钱”犯罪。
（二）“自洗钱”犯罪行为的核心特征
1.主体特定性与行为复合性
“自洗钱”的构成以行为主体与上游犯罪的同一性为根本要件，仅限于上游犯罪的实施者（即“本犯”）针对自身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清洗行为[2]。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四条对《刑法（2017修正）》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作出重大修改：删除主观和客观要件限制；删除原条款中“明知”和“协助”的要求；明确将上游犯罪的实施者（即“本犯”）自身实施的洗钱行为（即“自洗钱”）纳入犯罪范畴[3]。
“自洗钱”入刑，不再依附于上游犯罪，而是作为独立罪名予以惩处，要求对“本犯”实施的洗钱行为进行独立刑事评价。
例如，某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通过其控制的关联贸易公司，以虚构设备进口交易的形式转移走私所得，该行为既完成走私罪的赃款处置环节，又符合洗钱罪构成要件，需以走私罪与洗钱罪数罪并罚[4]。
司法实践中需严格区分“消极资金持有”与“积极洗钱行为”。若“本犯”仅将赃款存放于私人场所（如家中保险柜）或本人实名账户未作处理，因未实施法定的资金转移、转换行为，属于“消极资金持有”，不构成“自洗钱”；若“本犯”通过伪造交易合同、虚增企业营收、利用金融工具改变资金形态等方式，将赃款融入合法资金流转体系的行为，因实质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属于“积极洗钱行为”，应认定为构成“自洗钱”[5]。
2.行为方式的技术性与隐蔽性
“自洗钱”行为呈现显著的技术驱动特征，行为人常借助金融工具创新与数字化手段构建资金隔离屏障。
“自洗钱”行为常常表现为三类典型模式：
01跨境分层转移模式
通过在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空壳公司，结合地下钱庄或虚假贸易融资，将大额赃款拆分为符合外汇监管标准的小额款项（如20-50万美元/笔），以“留学费用”“服务咨询费”等名义跨境转移。
某官员受贿案中，被告人通过该模式分12笔将300万美元赃款汇至其子女境外账户，每笔交易均附带伪造的留学中介服务合同。
02资产形态转换模式
利用金融衍生品（黄金期货、外汇掉期）或加密货币（如通过Tether平台兑换USDT泰达币）实施资金属性转换，切断与上游犯罪的关联性。
某电信诈骗团伙将1.5亿元诈骗资金兑换为比特币后，通过混币服务（MixingService）混淆区块链交易记录，最终在合规交易所分拆变现为法定货币，整个过程涉及3个国家的5家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03商业流程嵌入模式
将赃款混入企业正常经营流水，通过伪造财务凭证、虚增交易数据、制作虚假报表等方式伪装为合法营收。
某房地产开发商将非法所得计入“商品房预售款”，通过虚构购房合同、伪造销售台账、虚开发票等会计操作，使赃款呈现真实交易外观，此类行为需通过司法会计鉴定才能揭露资金流向异常。
3.法益侵害的双重性与独立性
“自洗钱”行为具有双重法益侵害属性：
一方面破坏金融监管秩序，如通过虚假贸易导致国际收支数据失真，干扰宏观经济决策；另一方面妨害司法机关追赃挽损，如将赃款转移至司法管辖外地区导致资产无法追缴。
如2023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显示，被告人通过跨境赌博平台清洗犯罪所得，不仅引发金融监管部门对涉案银行的行政处罚，更因境外账户注销导致60%的赃款无法追回，严重损害司法追赃效能。
这种法益侵害的独立性决定了“自洗钱”与上游犯罪构成数罪并罚关系。即使上游犯罪因证据不足未达追诉标准，只要“自洗钱”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即可单独定罪[6]。
4.主观故意的推定化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明知”要件后，司法实践对“自洗钱”主观故意采用“概括故意”认定标准：只要行为人明知资金可能来源于上游犯罪，仍实施法定洗钱行为（如提供资金账户、转换财产形态、跨境转移资金等），即推定具有主观故意[7]。
二、 “自洗钱”案件的辩护策略
（一）主观故意的排除与合理怀疑构建
1.日常用途的合规性
将赃款用于家庭正常开支（房贷、医疗）或公益性支出（教育捐赠），因未改变资金货币属性且未进入金融流通领域，可主张不具有掩饰隐瞒目的。
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某受贿案中，被告人将50万元赃款用于偿还子女房贷，其提交的银行还款记录、房产购置合同及亲属关系证明被法院采纳，最终认定该行为属于合法消费性处置，不构成“自洗钱”。
2.行业惯例的举证责任转移
在建筑工程、小微企业等领域，使用个人账户代收代付资金属于行业普遍现象。若被告人能提供同行业企业的交易流水、行业协会证明、税务申报记录等证据，证明资金流转符合业务常规且无异常操作，可促使控方承担主观故意的进一步证明责任。
某建筑公司负责人案中，辩护人提交12家同行企业的财务凭证及行业协会出具的《建筑行业资金结算惯例说明》，成功证明个人账户结算工程款的行业惯例[8]，法院最终采纳“无洗钱故意”的辩护意见。
3.认知链条的断裂抗辩
对于集团犯罪中的底层执行者，可通过调取企业内部OA系统指令记录、通讯群组聊天记录、工作流程审批文件等证据，证明其仅按“支付某公司货款”等具体指令操作，未被告知资金真实来源。此类证据可有效论证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职务执行故意，而非洗钱犯罪故意。
（二）客观行为的非罪化与罪轻化辨析
1.行为要件的严格解释
依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自洗钱”需实施“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资金转移”等法定行为。
若行为人仅将赃款存入本人实名账户未作其他处理，因资金仍处于原始货币形态且账户信息可追溯，未实施“积极洗钱行为”，可能不构成洗钱罪。
如2023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某诈骗案中，被告人将赃款存入个人账户后即被冻结，法院认定其行为属于“被动持有”，不符合“自洗钱”的客观构成要件。
2.资金流向的连续性证明
若资金流转未形成“法律断点”（即从上游犯罪到洗钱行为的资金链条清晰可查，未改变资金的非法属性及流向轨迹），可主张属于上游犯罪的自然延续。
例如，毒贩将贩毒所得直接用于购买制毒原料，该行为被《武汉会议纪要》[9]明确认定为制造毒品罪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洗钱罪。
3.跨境转移的合法性抗辩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进行跨境汇款，若能提供境外投资备案、贸易合同、完税证明、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文件等合规文件，即使资金部分来源于非法所得，可主张其行为属于“瑕疵性资金处置”而非洗钱犯罪[10]。
某企业家“自洗钱”案中，辩护人提交商务部出具的境外投资批准证书、银行购汇审批单及境外子公司的注册文件，证明资金出境符合《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法院最终认定不构成“自洗钱”。
（三）证据合法性与充分性的挑战
1.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抗辩
针对跨境提取的电子数据，若侦查机关未履行《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跨境数据传输安全评估程序，或未对电子数据进行哈希值固定以保证完整性（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十六条规定），可依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申请排除该证据。
某虚拟货币洗钱案中，辩护人指出侦查机关从境外服务器提取数据时未通过司法协助途径，相关交易记录因程序违法被法院排除，直接导致控方证据链断裂[11]。
2.鉴定意见的科学性质疑
司法会计鉴定若未采用“资金穿透法”区分合法与非法收入，或未考虑行业特殊会计政策（如建筑企业预提成本、金融企业利息计提规则），可申请重新鉴定。
某企业“自洗钱”案中，辩护人委托注册会计师出具专项报告，指出控方鉴定未区分真实业务发票与虚开发票，且未扣除企业合法营收部分，成功削弱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
3.间接证据的排他性抗辩
若控方依赖资金流水、通讯记录、网页浏览痕迹等间接证据，需证明证据之间具有唯一指向性，排除合理怀疑。
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案例中，控方指控被告人通过微信指令转移赃款，辩护人提交该微信账号异常登录IP记录、账号被盗报警回执等证据，证明存在账号被盗用可能，导致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明体系，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撤诉。
（四）法律适用的精准化与罪名界分
1.“自洗钱”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
两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侵犯金融管理秩序。
“自洗钱”需通过银行、支付机构、金融交易平台等金融媒介实施资金转移转换，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仅涉及物理转移或形式隐瞒（如藏匿、拆解、改装）。
例如，将赃款存放于私家车后备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通过POS机刷卡套现、利用银行账户拆分转账则因利用金融支付通道构成“自洗钱”。
2.“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竞合处理
若洗钱行为属于上游犯罪既遂后的必然环节（如电信诈骗后通过本人账户提现），可主张适用“吸收原则”。
但《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司法实践倾向于数罪并罚，除非洗钱行为未超出上游犯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如贪污后将赃款存入单位账户，仍属于贪污罪“非法占有”的自然延续）[12]。
3.情节严重的反向论证
根据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洗钱数额五百万元以上、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等情形构成“情节严重”。
辩护人可通过拆分涉案金额（证明部分资金为合法收入）、举证积极退赃（如案发前退回80%赃款）、协助追赃挽损等方式，避免适用加重情节[13]。
如在某案件中，被告人洗钱数额490万元且主动提供境外账户信息协助追回全部赃款，法院认定未达“情节严重”标准，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适用缓刑。
三、典型案例与辩护要点
（一）案例一：跨境虚拟货币“自洗钱”案（2024年深圳中院）
案情：
某比特币矿机诈骗团伙将1.2亿元诈骗资金通过币安平台兑换为BTC，经混币服务处理后，在香港数字资产交易所转换为美元并电汇至美国账户。
辩护要点：
1.调取交易所KYC（客户身份识别）记录及交易日志，证明被告人按平台规则完成实名认证，交易过程中未规避平台反洗钱审查；
2.申请区块链技术专家出庭作证，演示比特币交易的链上可追溯性（每笔转账均生成唯一哈希值，资金流向可通过区块链浏览器查询），论证资金来源未被实质掩饰；
3.提交交易所合规声明、反洗钱政策文件及被告人与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证明被告人合理信赖平台的合规审查义务[14]。
裁判结果：
法院认定虚拟货币交易未完全切断资金关联，构成“自洗钱”，但鉴于被告人未实施复杂技术规避手段且自愿认罪认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万元（较指控刑期减少30%）。
（二）案例二：企业财务混同“自洗钱”案（2023年上海金融法院）
案情：
某私募基金经理将挪用的2000万元资金计入“基金管理费收入”，通过伪造服务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列入公司财务报表。
辩护要点：
1.提交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及行业操作指引，证明“预提管理费”属于行业通行会计处理方式，且涉案科目设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申请司法审计并出具专项报告，显示公司同期合法管理费收入占比达70%，涉案资金未单独设立账目，无法证明指向特定非法所得；
3.提供被告人与监管机构的咨询邮件、内部合规培训记录，证明其对相关会计处理存在合规性认知，无故意混淆资金性质的主观意图[15]。
裁判结果：
法院认定控方证据无法证明涉案资金完成“非法所得→合法营收”的性质转换，判决被告人不构成“自洗钱”，仅以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四、总结
“自洗钱”入刑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重要突破，对刑事辩护实务提出了精准把握双重犯罪构成的专业要求。辩护人需从主体同一性、行为独立性、法益侵害性三个维度构建辩护体系，重点围绕主观故意的非罪化抗辩、客观行为的要件化拆解、证据体系的合法性审查展开攻防。
面对虚拟货币洗钱、跨境金融操作等新型犯罪形态，应加强与金融科技专家、司法会计、区块链工程师的跨学科协作，提升对新型证据（如链上数据、复杂财务凭证）的质证能力。
未来随着《反洗钱法》修订推进，需持续关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衔接规则，在合规性论证与犯罪构成抗辩之间实现精准平衡，确保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自洗钱犯罪的准确认定与公正裁判。
在司法实践中，辩护策略的制定需紧密结合个案特征，善于运用最新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分中寻求有效辩护空间。
参考资料与引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年修正）第一百九十一条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第一条
[5]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66号（2022年）《洗钱罪中“明知”的司法认定》
[6]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66号（2022年）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四条释义，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4期
[8]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行业资金结算规范》（2022年）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法释〔2016〕8号）
[10]《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2014年第3号令）
[1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03刑初字第128号刑事裁定书
[12]陈兴良：《刑法竞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6页
[1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第四条
[1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03刑初128号刑事判决书
[15]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刑初96号刑事判决书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年修正）第一百九十一条。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第一条、第二条。
4.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66号（2022年）《洗钱罪中“明知”的司法认定》。
5.《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2019年）第十六条。
6.《网络安全法》（2016年）第三十七条。
7.《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20年）。
8.《武汉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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