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一、标志着文物保护从法制到法治
文物保护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以来，经历2次修订和5次修正，此次时隔20余年再次修订，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进一步提升文物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推进实现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支撑。
二、厘定了文物的内涵与外延
什么是文物，如何认定，标准是什么？此前法律定义模糊，易生岐义，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不便。《文物保护法》的此次全面修订，首次在法律中采用了下定义和罗列的方式，明确文物的定义，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文物，是指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下列物质遗存：（一）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古石刻、古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使文物保护对象更加明确；加强文物普查和专项调查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
三、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
增加规定在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事先组织进行相关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调查，及时开展核定、登记、公布工作，并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未经调查，任何单位不得开工建设，防止建设性破坏（第二十四条）；针对建设工程可能危害不可移动文物的情况，要求事先报批确定原址保护措施，确需迁移或者拆除的，要按程序报请批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新增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保护前置机制；新增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加大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加强文物消防安全管理；加强对馆藏文物修复、复制、拓印的管理等，体现了坚持保护第一的理念。
四、大力推动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保护利用焕发新活力
明确鼓励开展文物利用研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要求文物保护单位尽可能向社会开放，鼓励文物收藏单位提高馆藏文物利用效率，充分体现文物由人民创造、为人民享有、被人民传承的理念。
文物工作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动不可移动文物有效利用”“文物保护单位向社会开放，应当合理确定开放时间和游客承载量，并向社会公布，积极为游客提供必要便利”等，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通过借用、交换、在线展览等方式，提高馆藏文物利用效率”等。“本次修订鼓励文物利用研究，明确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明确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有序开放要求，发挥文物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纳入监察法的范畴
新《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监察委员会和海上执法机关也有权没收文物，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增加行政处罚类型，设定不同档次的处罚，大幅提高罚款额度，增强法律震慑力，筑牢文物“应保尽保”的法治屏障。
六、结语
文物为证，山河为颂。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文化精髓。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青铜器“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写入法律。为文物保护书写法治新篇章。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来文物保护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历程，对于在新时代推动以最严密法治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